任同斌
喻氏兄弟与《元亨疗马集》是中国畜牧兽医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对于喻氏兄弟的研究文章，近年来比较多，特别是兽医界的一些前辈，做出了很大贡献，为继承前人，嘉惠后学其功甚巨。但也有研究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，笔者以为，对这些观点的探讨，将有助于对喻氏兄弟的了解和对《元亨疗马集》研究的深入开展。故不揣固陋，谨述浅见于后，以求大家指正，并以此短文纪念《元亨疗马集》刊行400周年。
一、丁宾不是太仆寺官员
谢成侠先生在《中国畜牧史料集》（科学出版社1986.5）中写道：“《元亨疗马集》是现在流传最广的兽医古书，并附有《牛经》和《驼经》。此书不仅为众所周知，而且流传国外。日本的《马经大全》等是《元亨疗马集》的翻版。著者喻氏兄弟，出身于安徽省六合县农村的兽医，时在十六世纪后期，是明朝推行民牧马政制度中自幼在乡里培养出来的杰出兽医。兄弟二人凭其毕生精力，既引经据典，更发挥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理论，于十六世纪末期写成《疗马集》，后经南京太仆寺官丁宾的赏识，为该书作序，并冠以元亨二名。该书分为四卷，仅在夏卷（第二卷）中参考了《师皇秘集》、《伯乐遗书》、《发蒙论》、《金朝论》等不见于历代书目的三十种之多的兽医古书，这些古书（不列在前述五十种书目内）肯定在明朝还有，都由《疗马集》继承下来。”
罗志成先生在《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家小传》（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编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.6）中写道：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，（《元亨疗马集》）这部兽医巨著，由滁州太仆寺官员丁宾作序，在金陵（南京）首次刊印……。”但是，根据目前研究，没有资料支持丁宾是南京太仆寺官员的。在《元亨疗马集》序中丁宾写道：“余曩者承乏南滁，备员兴牧，岁侵之后，继以凶疫，官民牛马，率多物故，虺尵(hui tui)羸瘠者，又强半殒于庸医不职之諐（qian）。余窃惧焉。博求名医，以塞瘝旷，久之，乃得六安喻氏伯仲本元、本亨……”笔者以为丁宾是在万历六年（1578）徵授御史，至万历八年（1580）“忤居正意去官”的一段时间内。以御史的身份“承乏南滁”，在滁州主持政务，同时也是初识喻氏兄弟的。
太仆寺主要是负责朝廷的马政，特别是用于军队的军马，以及与此相关的机构人员事物。对于民间的畜牧兽医事业没有太多的关系。
据《明史·丁宾传》记载，丁宾是隆庆五年进士，守缺一年，当在隆庆六年“授句容知县”。又根据《光绪句容县续志》丁宾在句容‘治七年，以擢升入为御史’”。万历四年（1576）春正月丁巳（二十三日），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上〈恳请圣明节辅臣权势疏〉以论张居正下狱。后削籍为民。万历八年（1580），原辽东巡抚张学颜曾和刘台不合，弹劾刘台贪污，“（张居正）属（丁宾）往辽东按之。宾力辞，忤居正意去官”。这里“去官”是撤职还是辞职，不得而知。依照当时对刘台的处分情况，结合丁宾的为人，应是丁宾主动辞职。
在明代，御史隶属都察院，御史官不大，但工作范围很大，许多事情都指派御史去作，其中就有：“在外巡按清军，提督学校，巡盐茶马。巡漕，巡关，儧运，印马，屯田。”明代御史可以兼任行政长官，丁宾传中就记载了他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“兼督操江”、“兼摄刑部大理事”。据此，我们有理由认为丁宾“乘乏南滁”可能是以御史身份，兼任滁州“知州”主持政务，协调太仆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，督办马政事宜。
明代马政任务繁重，太仆寺和地方官员在军马、民马的管理上，交错纠葛，相互之间矛盾重重，这里往往需要代表天子行事的御史在中间调节。丁宾从他的从政经历看有这种能力，朝廷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原因让丁宾去南滁主政。
丁宾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“用荐起故官，复以忧去”。即1591年复起御史，后又因其父（母？）去世而在家守制，经过三年（实际二十七个月）之后，再复出即为南京大理丞，应为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以后。在丁宾的履历中，这以后的经历中，曾为都御史、右佥都御史，但多以刑律为主，再往后，就任工部左侍郎、尚书，距离马政就更远了。所以笔者认为，丁宾万历二十二年以后不会去滁州主政。同时，滁州为一个县级州，最高地方长官为七品，丁宾复出之后就是正五品，和滁州的主政官员级别是不相符的。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证明丁宾出任过金陵（南京）太仆寺个官职。
二、“援”不是喻氏伯仲
易华先生介绍喻氏伯仲的文章中写道：“喻仁字本元，别号曲川。喻杰字本亨，别号月川。庐州府六安州(今安徽六安)人。喻氏兄弟大约生活在明代嘉靖(1522～1566年)到万历(1573～1620年)年间。关于喻仁、喻杰的生平，我们只能根据他们的传世之作《元亨疗马集》作些推测。《元亨疗马集》大量引用了古典文献，并常用诗、歌和赋的形式来表现。由此可见作者熟读古书，有一定的文学修养。其次，《元亨疗马集》收集了大量民间兽医经验，以及不少的发挥和创见，可以推断喻氏兄弟是民间兽医。他们在‘上进铜马表”中也提到“近世有西河子舆，亦明相法。子舆传西河仪长孺……臣援尝师事子阿，受相马骨法，考之于行事，辄有验效。臣愚，以为传闻不如亲见，视影不如察形’”。（《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》下集，科学出版社，1993年，846～849页。）
此处文字给传递读者的信息是：上进铜马表是喻氏兄弟“他们”写的，他们“师事子阿，受相马骨法”。笔者以为《上进铜马表》中的“援”，当是汉武帝时的伏波将军马援。
马援字文渊，东汉扶风茂陵人，东汉名将。其先赵奢为赵将，号曰马服君，子孙因此以马为姓。东汉建武十七年（公元41年），交趾太守苏定依法处决了诗索。诗索之妻徵侧及妹徵贰起兵反抗，攻占郡城。九真、日南、合浦“蛮夷”起而响应，攻掠岭外六十余城，徵侧自立为王。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，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，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征讨二徵。大军行至合浦，段志病故，诏马援并将段志兵。马援缘海而进，随山开道千余里。建武十八年（公元43年）春，大军到了浪泊，大破二徵，斩首数千级，降者万余人。马援追二徵至于禁溪，每次击败之，其众离散。次年正月，斩杀徵侧、徵贰，传首洛阳。封马援为新息侯，食邑三千户。
建初三年(78年)，肃宗派五宫中郎将持节追封马援，谥忠成侯。马援在交趾时，销熔所得骆越铜鼓，铸成像生马一样的模型，其“高三尺五寸、围四尺四寸”。还京时，献给光武帝，光武帝下诏立于洛阳宣德殿下，以为名马式。
《后汉书》关于铜马的记载原文为援好骑，善别名马，於交址得骆越铜鼓，乃铸为马式，还上之。因表曰：“夫行天莫如龙，行地莫如马。马者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。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，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。昔有骐骥，一日千里，伯乐见之，昭然不惑。近世有西河子舆，亦明相法。子舆传西河仪长孺，长孺传茂陵丁君都，君都传成纪杨子阿，臣援尝师事子阿，受相马骨法。考之於[行]事，辄有验暛(suo)。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，视景不如察形。今欲形之於生马，则骨法难备具，又不可传之於后。孝武皇帝时，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，有诏立马於鲁班门外，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。臣谨依仪氏中，帛氏口齿，谢氏唇鬐，丁氏身中，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。”马高三尺五寸，围四尺五寸。有诏置于宣德殿下，以为名马式焉。
三、“上元”不是上旬
在许锵序的末尾署有“乾隆元年正月上旬许锵写于有秋书屋”字样，郭光纪先生（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副教授）在《元亨疗马集许序注释》（郭光纪、荆允正注释，山东科技出版社1983年11月）译文则为“乾隆元年正月上旬许锵写于有秋书屋”。“上旬”提法有误。
笔者以为“上元许锵”,即是说“上元人许锵”。上元在古代主要有以下几种意思：
1.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。
2.县名。秦汉时为秣陵县地。隋改置江宁县。唐上元二年，改为上元，属润州。
3.年号。（1）唐李治（高宗）。公元671～676年。（2）唐李亨（肃宗）。公元760～761年。
而此处应是指地名。上元，明朝时南京辖下的一个县。唐朝上元二年(761年)改江宁为上元县。五代吴在此分置上元、江宁二县。民国并入江宁县。明代建国后，于1368年以应天府(朱元璋于1356年改集庆路为应天府)为南京，1378年定南京为京师，1421年明成祖以北京为京师，恢复南京之名，作为留都。应天府在明初时辖上元、江宁、溧水、江浦、句容、溧阳六县，后加辖六合、高淳二县。清代初年，改南京为江南省，改应天府为江宁府，所辖八县如故。后江南省分为江苏、安徽两省，江宁府隶属于治所设在苏州的江苏巡抚管辖，但管辖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衙门设在江宁。地在今江苏南京市。清（乾隆）丙辰（1736年）宏词科〔注〕征士录中有：“许锵（江南上元人，生员。）……以上七员，兵部右侍郎署江苏巡抚顾琮举”的记载，说明许锵当时是秀才，但能成为“宏词科征士录”的一员。那必然是十分有才学的人，同时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望。这和《元亨疗马集》有关的历史事件、人物是一致的。如喻氏兄弟是六安人，丁宾是嘉善人，滁州、安徽是明朝马政的重灾区等，都是以南京为中心展开的。而题写序言刚好是在举荐许锵为“宏词科征士”的当年。“宏词科征士录”中其他人员，凡是以后做官的都有记载，而关于许锵仅有这七个字，从侧面说明许锵没有做过大官。
四、“且如今日”不是今年
金重冶先生在《中国兽医史话》（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.02，P23页）写道：“我们从《元亨疗马集》上《东溪曲川问答·四十七论·论马阴阳运气何也》一文中：“且如今日，嘉靖二十六年，太岁丁未当年，运气应于某脏某腑乎（此文原如此）”句，可知喻本元在嘉靖二十六年（公元1547年）前就在写作了。又据丁宾为《元亨疗马集》出版作序的落款时间为“万历著雍涒滩清和之吉”来推算，“著雍”即戊，“涒滩”即申（见《而雅》），“清和”即阴历四月，（见《岁时记》），“吉”即“初一日”（见《诗经》），加在一起，“万历著雍涒滩清和之吉”即万历戊申年（万历36年即公元1608年）四月初一日。从嘉靖26年起，到万历36年止，前后整整经过了61年，如果再加上距嘉靖26年前的时间，就不止61年了。因此我们认为这本《元亨疗马集》是喻本元写作在前，喻本亨集成在后。”
许长乐先生：《喻仁喻杰兄弟生平活动探析》（《中国兽医杂志》1987.11）亦写道：“东溪问碎金四十七论》是《元亨疗马集》的重要理论内容，其文风和阐述方式则与其它理论部分不同，类似一种札记，将四十七论逐一条列，每一论均以东溪口试式的提问，曲川则守其问意，恭言必答。给我们两点启示：第一，表明袁氏精通祖国兽医基本理论，是行家。第二，袁氏可能是曲川的启蒙老师。原刊署：“东溪主人袁浠濂校”，似可佐证前者。东溪在“论马阴阳运气”篇中提问时说，：“且如今嘉靖二十六年丁未，当年运气应于某脏腑乎？（此文原如此）”正表明曲川“幼业时科”可能始于此间，即嘉靖二十六年丁未（1547年）前后为可信."
笔者对于金重冶先生的《中国兽医史话》，认真读过好多遍，受益匪浅。我以为，在研究《元亨疗马集》及喻氏兄弟的著作中，这本《史话》最为深刻，仔细，参考价值最大。但对于金先生在书中提到，根据“《东溪曲川问答·四十七论·论马阴阳运气何也》一文中：“且如今日，嘉靖二十六年，太岁丁未当年，运气应于某脏某腑乎”（原文所引用的版本没有注明）句，可知喻本元在嘉靖二十六年（公元1547年）前就在写作了。”
笔者以为喻氏兄弟的年龄不可能相差那么大，《疗马集》写作的时间跨度也不会那么长。仔细阅读以下两个版本的文字：
1.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《重编校正元亨疗马牛驼经》（农业出版社1960. 6）第176页：东溪曰：“且如今嘉靖二十六年，太岁丁未，当年运气应于某脏腑乎？”又在校记附注中记载：“‘且如嘉靖二十六年’原刊作‘且如日今嘉靖一十六年’，据<马经大全>改正。”
2.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整理的《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》（影印本）：“《论马阴阳运气何也》……东溪曰：“且如目今乾隆五十二年太岁丁未当年运气应於某脏某腑乎？”（书上原文无断句，为手抄样）
将这两段文字相对照，发现格式完全一致，不同处在于《元亨疗马集》说“嘉靖二十六年”。而《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》说“乾隆五十二年”。在《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》的许长乐先生所作的《后记》中，摘引注释者自序有“今乾隆四十年乙未（原文为末）又复翻刻”。如果说《疗马集》是“在嘉靖二十六年前就在写作了”。那么《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》则是“乾隆五十二年”仍在写作。但是，按前面提到的乾隆四十年刊印，这与乾隆五十二年“东溪曲川问答”亦不一致，问题出在哪里？经过逐字逐句阅读推敲，是因为对“且如今日”的理解上的差别。
对“且如今日”金先生理解为“今日是某年……”。但根据各种词典的解释，“且如今日”似应理解为“假如今天是某年……”。《疗马集》的作者采取了问答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就有意表现东溪用刁难的口吻来提问，于是东溪就没有采用当年的时间，而有意将时间设定在若干年前，即嘉靖二十六年。同样，在《新刻》中，作者也没有采用当年，而是有意设定在若干年以后，设定在乾隆五十二年。我觉得这种解释，可以说明，所谓两本书中出现的时间和成书时间的矛盾，是不存在的，是各人理解也有误造成的。
中国古代没有标点，文章之中全部文字没有间隔，所以古代人读书一定要会“断句”。讲究“句读”。常有政客利用句读、断句进行阴谋活动，也有朋友之间用“断句”开个玩笑。到近代以后，标点逐渐使用，对古文重新印刷时，重新加上标成为一大工程。有些古文的断句，各持己见争论不断，造成理解上的分歧。现在我们看看这两段文字不同的断句：
A.且如今日嘉靖二十六年，太岁丁未当年，运气应于某脏某腑乎？
且如目今乾隆五十二年，太岁丁未当年，运气应於某脏某腑乎？
也可以标点为：
B.且如今日嘉靖二十六年太岁丁未，当年运气应于某脏某腑乎？
且如目今乾隆五十二年太岁丁未，当年运气应於某脏某腑乎？
不同文本中，的“今”、“今日”、“目今”对于原文意思的理解没有根本的差别，关键是对于“且如”的理解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2005年版）对“且”的解释是：暂且；姑且。对“如”的解释是：如果。《辞源》解释，“且”有“或者”“姑且”之意。“如”也有“假使且如目今乾隆五十二年太岁丁未，当年运气应於某脏某腑乎？不同文本中，的“今”、“今日”、“目今”对于原文意思的理解没有根本的差别，关键是对于“且如”的理解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2005年版）对“且”的解释是：暂且；姑且。对“如”的解释是：如果。《辞源》解释，“且”有“或者”“姑且”之意。“如”也有“假使、或者、如果”的意思。笔者理解为：“且如日今（目今）”的意思是说：“假如、假设、假定今日是嘉靖二十六年（乾隆五十二年），……”。按照标点B,则更是明显的说，“嘉靖二十六年（乾隆五十二年）的当年那个时候，运气应于某脏某腑？”据此，我们不能因“且如今日嘉靖二十六年太岁丁未当年运气应于某脏某腑乎”一句话，就肯定，喻本元（曲川）在嘉靖二十六年就在编写《疗马集》。当然我们也不会因为《新刻》上有“乾隆五十二年”时东溪与曲川的对话，就认为喻氏兄弟写作从明嘉靖二十六年延续到清乾隆五十二年（公元1547～1787年）。同样我们也不能据此肯定，“喻氏伯仲生平活动的年代，约从1547年（嘉靖二十六年丁未）曲川幼时业科”起，至1619年《元亨疗马集》问世止，越历72年之久 ，表明幼时伯仲的寿龄是较高的。”笔者以为，从丁宾《元亨疗马集》序，结合丁宾传等历史资料，笔者以为丁宾乘乏南滁的时间，应当是万历六年（1578）征授御史，至万历八年（1580）“忤居正意去官”的一段时间内。当时丁宾的年龄为三十五岁左右。与此同时喻氏伯仲“究师皇、岐伯之经，泄伯乐、宁戚之秘，针砭治疗，应手而痊，不浃月而马大蕃息”，兽医技术已是十分娴熟，按常理年龄应在三十岁左右才能达到这种程度。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丁宾为《元亨疗马集》作序，此时丁宾已经六十五岁了。据此笔者认为丁宾与喻氏兄弟不仅是一代人，而且是同龄人，丁宾生于1543年，逝于1633年，喻氏兄弟生活年代亦约于此相当。
注：博学鸿词制科
康熙八年，既复八比之文，天子念编纂《明史》必需绩学能文之士，乃诏启博学鸿词之科，以罗博洽之彦。无论京外现任及已仕、未仕、布衣、罢退之士，均准荐举。内由三品以上大员科道御史、外由布按两司以上，各举所知，惟翰林不预焉。十七年诏下，次年己未三月初一日，试于体仁阁下。雍正十一年，复举鸿词科，凡四年，至乾隆元年丙辰，试于体仁阁。乾隆十七年壬申，举经学之士，被荐者内务府监生永宁等六十八人（内重保者八人）。此三科得人最盛，本朝著作之家，多出于此。凡应荐之士，无论取落，皆非村儒俗士侥幸得名者可比也。
（乾隆）丙辰宏词科征士录）（1736年)许锵（江南上元人，生员。）……以上七员，兵部右侍郎署江苏巡抚顾琮举。）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：生员，明清两代称通过最低一级考试得以在府县学读书的人，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。统称秀才。
（2008年3月15日 北京北苑家园）
